天下郡国利病书是谁写的(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谁提出的)

作者简介

薛艳伟,男,山西吕梁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文章来源:《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8期,第40-50页。

提要:方志学是顾颉刚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生热衷收集和阅读地方志,并自觉在史学研究中积极使用地方志。他对方志的定义和功用等问题都表达过自己的看法。顾颉刚一生多次主持和参与修志,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顾颉刚还采取诸多措施推动方志学发展,如在《禹贡》大量刊发方志学方面的论文,大力推荐一些方志著作使其得以出版。顾颉刚还引导和扶持一些青年学者投入方志学研究,在大学开设方志学课程,积极培养方志学人才,并提出系统完整的方志理论研究方案。

关键词:顾颉刚 方志学 《禹贡》

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

顾颉刚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20年代即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由此引发 一场关于古史问题的大讨论,从而创立古史辨派。同时他还是历史地理学、民俗学、边政学等多门学科的奠基者,其影响力至今不衰。顾颉刚的学术成果较多,大都集中于古史思想、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由于方志学和历史地理有特殊的姻缘关系,顾颉刚对方志学也有较深的研究。方志理论研究在民国时期得到非常大的进展,可是历来学界在回顾这一时期方志学研究成就时,更如李泰棻、张国淦、朱士嘉、傅振伦、黎锦熙、瞿宣颖以及王葆心、甘鹏云、寿鹏飞等被反复提及的方志学名家,并且以如上诸人为框架建立起民国方志学研究的谱系和版图。顾颉刚作为对近代方志学有较大贡献的学者,唯独因为没有方志学方面的专著问世而被方志界所遗忘。学界对顾颉刚在方志学方面的成就也鲜有问津,这无疑对我们全面认识顾颉刚的学术思想留下一个不小缺憾。故笔者拟对此问题作初步探讨,以阐发前辈学者之潜德幽光,希望引起学界对顾颉刚方志学成就的进一步研究。

一 顾颉刚对方志的搜集、阅读和使用

顾颉刚不仅倡导学者利用地方志,他自己也非常喜欢阅读方志,并且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充分发挥方志的价值。顾颉刚一生热衷于收集地方志,早在1935年就发出征求方志目录的公告:“本会搜集旧有地理材料为研究基础,而方志是其大宗。惟孤本方志散在各邑,学者无法周知,于研究上甚感不便。务望各省县图书馆及私家将所藏方志目录开录见寄,俾本会得集合编目,以供探讨之资,想有志宣扬地方文化者必不吝于群力之助也。又新出志书如蒙惠赐,或以价格见告,俾本会备款购取,均所感荷。特此布闻,敬希察鉴。”而当时《绥远通志》馆馆长郭象伋就说顾颉刚有“网罗志乘之夙愿”。顾颉刚的书房中专门有存放地方志的书架。据《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小类的著录,顾颉刚总计收藏有80部方志。这只是他的藏书在历遭劫难和经多次捐赠后的统计数字,但也足以说明顾颉刚对方志收集的重视程度。

顾颉刚一生特别注重实地考察。每到一地,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千方百计找来当地的方志阅读。他在日记和文集中保留了大量阅读方志的记录。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顾颉刚到甘肃和青海考察,这次行程在其撰写的《西北考察日记》一书中有翔实记述。我们仅以此书为例,列举顾颉刚观览方志的记录,借以窥顾颉刚喜读方志之一斑。

1937年10月21日,“上午,看《皋兰县志》。”

1937年10月30日,“看《西宁新志》。”

1938年2月14日,“看《渭源县志》。”

1938年4月26日,“下午,看《陇西县志》。”

1938年5月1日,“在室翻看《漳县志》。”

1938年5月2日,“归过汪家庄,有修髯者相迎,出《新修漳县志》见贻,则韩相五君也,志为其亲撰,颇彰直笔。”

1938年5月6日,“上午……看康熙 《岷州志》。”

1938年5月17日,“下午,为人作字并翻览《洮州厅志》。”

1938年6月11日,“看《洮州厅志》。”

1938年7月18日,“夜,看《河州志》。”

1938年7月27日,“夜,看民国十九年《和政县志》,钞本也。”

由上可知,顾颉刚阅读方志之勤和数量之多都是非常惊人的。顾颉刚试图通过阅读方志来了解当地的历史、现状和风土民情等情况。顾颉刚在临洮考察期间,曾对当地的中小学教师演讲时说:“予来贵县,曾阅贵县志书。予以为乡土志对外来者有莫大帮助,可藉知一地之地理历史。惟不必过繁,材料有用即可矣。”可见方志最为顾颉刚所看重的是其实用性。另外顾颉刚还在写作论文时参考和吸收了大量的方志史料。如撒拉族是居住于青海东部的一个少数民族,魏源的《圣武记》对此只有极其简略的介绍,“撒拉尔回究竟是那(哪)一种人”是顾颉刚在青海考察期间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的一个问题。于是顾颉刚翻阅了光绪《西宁府续志》,并从别处借阅了清代龚景瀚编的《循化志》,摘录了相关的史料。而后 “就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作一篇系统的记载”,是为《撒拉回》一文。该文能对撒拉回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详细介绍,得益于前述两部方志。又如1938年5月中旬,顾颉刚在甘南临潭新城考察时,明初将领李达的后人持其画像请顾颉刚观摩。李达是何许人也?《明史》卷一七四寥寥16字:“李达,定远人,累官都督佥事,正统中致仕。”这远远不能解顾颉刚心中疑惑。于是顾颉刚翻阅了光绪《洮州厅志》名宦部分关于李达的翔实传记,顾颉刚据此写成《李达》一文,梳理了李氏家族定居甘南的历史。另外顾颉刚在《江南通志》中查阅到康熙、雍正年间的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职官表,从而帮助胡适写作《红楼梦考证》一书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使红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同时,顾颉刚从范成大《吴郡志》等方志的记述中找出线索,从而推翻杨惠之曾到江南塑造佛像的传闻。

二 顾颉刚对方志定义和功用的认识

方志的定义是什么,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典籍,这是人们研究方志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一直困扰着学者。方志的体例自宋代趋于定型以来,人们对方志性质众说纷纭。大致说来,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方志属于史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章学诚。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方志属于地理书,代表人物是清代的戴震、洪亮吉和孙星衍。戴震还与章学诚关于方志性质的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以上两种说法都各持一端,因为方志起源就与历史学和地理学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这样就出现了折中上述二者的第三种观点。傅振伦认为“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黎锦熙则将此种观点提炼为方志既是“地志之历史化”,又是“历史之地志化”,因此方志兼具“史地两性”。顾颉刚对此问题也作出了回答,他在《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的引言中径直提出“地方志是什么”的问题。他把《资治通鉴》和 地方志做了个对比:如果将前者看作是帝王教科书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说是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地情教科书,方志教这些地方官怎样去 “识地理,稽户口,定赋役,别风土,观人物”,然后达到“化民成俗,考镜得失”的效果。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志一直被当作地方官的行动指南。时代变迁,观念也跟随递变。顾颉刚认为,如果拿现代的学术眼光衡量,则方志可以看作是“一部以地方为单位的文化史,在学术上,自有它不朽的地位的”。顾颉刚对方志的这个定位,可以说是比较中肯的,既指出方志的地域性特征,又指出方志的内容包括自然文化、物质文化、思想文化、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避免了以上三种说法只取方志一端或两端的弊病。这是顾颉刚对方志学理论的重大贡献。顾颉刚还将方志和其他典籍 进行比较,这样能更清楚地认识方志的属性。他说我国有悠久和丰富的史学遗产,一种是根据世次之先后,用纵的叙述方式写作的史书,包括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政治史,用分类体的文化史和采用综合体的纪传史。与以上这些史书的记述方式不同,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用‘横’的叙述方式而写作的史书”,因此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典籍”。遗憾的是,“从前语言历史的研究,偏重纵的方面,横的方面几乎没有注意到”。顾颉刚强调:“现在横一方面的研究,地方志及家谱是很重要的材料;同时纵一方面的研究也需要此项文籍的地方极多。”

方志的定义明确了,那么方志到底有哪些价值,具备什么功用呢?顾颉刚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都对此作出回答,总结起来有如下两方面:

1.方志可以为史学研究提供丰富而广泛的史料来源。中国的方志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 多样,“在书架子上搁起来,真可谓洋洋大观”。顾颉刚指出:“地方志是中国的特产,是未经开辟的新大陆,是研究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的深藏宝库。”他认为应当打破传统的仅仅从经史典籍中搜索史料的陈旧观念,鼓励史学家努力从方志中寻找史料。顾颉刚认为方志作为史料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地方志内容无所不包,记载系统而缜密。“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顾颉刚强调方志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如碑碣、公牍之类的材料。另外如云南、广东、福建等省有关民族与交通的史料,也是不见于他书而见之于地方志的。第二,地方志本身的史料大多由实地调查得来,因此地方志具有“信”“实”的特征。顾颉刚指出:“地方志的取材,极为周密。有金石遗文,公牍书札,作为物证;有其时其地其人所给予的传说,作为备考;材料着实极了。”顾颉刚认为“地方志乃合乎民生实际,确实调查而来”,虽然方志材料比较陈旧,而且没有统计,然而“既是就地调查得来的,自当较为可靠”,又说方志“实为最可信之史料”。第三,方志中有丰富的社会史材料,且具有平民化的特点。顾颉刚认为:“以前的史料,不是供王公大人的采览,便是备文人学士的讽咏,是片面的,是散漫的,而不是系统的;是文学的,是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在中国是如此,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泰西各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寻材料,要转向社会方面去了;因为那里有露骨的风土人情,切实的国计民生。这条路,除了我们自己开辟之外,若要在旧材料里找,那只有叩地方志之门了。”也就是说方志不像正史一样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 也有别于文人的诗词歌赋,只记录上层社会的闲情逸致,而是记载大量普通民众的历史和下层社会的风土民情,从而保存了大量社会史资料。顾颉刚进一步指出,方志中“关于户口、钱粮、物产、风俗、宗教等事实均有较丰富、较有系统的记载。我们若要知道各地方的实在状况及民众生活,这是一种重要的参考材料”。因此顾颉刚指出地方志具有平民化的特点,诏令谕旨所占方志的篇幅极少,不像官修国史等史书有浓厚的圣功王道色彩,而是将“它的着眼点,全都在民众上面”。

顾颉刚正是基于对方志史料如上特征的清晰认识,才非常重视方志的史料价值。1930年12月,顾颉刚到清华大学历史学会以《中国史学界之将来》为题进行讲演。他提到近些年 来,史学之所以得到如火如荼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本身历史悠久,积累了不少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由于大量新史料被发现。他指出历史研究要想得到好的结果,必须制定具体的研究计划。他倡导从整理档案、地方志和家谱三方面的资料入手,在这几个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他认为这几个方面可以引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和代表史学界的未来。顾颉刚非常看好利用方志的美好前景,他说:“以我国疆域之广,作者之众,其中不知积存若干珍奇,足为学术界开新天地者。”

2. 阅读方志可以激发读者的爱乡爱国心理。顾颉刚认为方志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本乡历史。1922年顾颉刚为苏州图书馆草拟的工作计划中,主张征集关于吴县的地方文献,这样做有几大好处,既可以当作小学生乡土课的教材,又可以“使得吴县人民对于吴县的文化、经济、事业,都有明确的知识,从而知道吴县在全国中的位置”。1929年4月顾颉刚到苏州中学演讲,倡导研究近代史和苏州史,他强调说:“苏州人自该明白苏州的历史。所谓苏州的历史,像从前的府志、县志等书中已有很多的纪载。”他提倡中学生应该从地方志着手来了解和研究苏州的历史。为什么方志会起到激发读者爱乡爱国心理的作用呢?顾颉刚分析道:“一个人的知识是由近及远的,我们幼年先认识自己的家庭,大些就认识了自己的乡土,由此进而认识祖国,认识世界。我们要得到真切的认识,先要掌握丰富的资料,必须通过了解过去的资料才能看出现在社会是怎样发展来的……每个人所最容易接触的是本乡,所以本乡的资料也最容易掌握,也就是最容易引起爱护的责任感,从而培养了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顾颉刚认为每个人应通过地方志了解本土的历史,从而激发他们内心的自豪感,进而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

正是由于顾颉刚充分认识到方志的价值,他指出中国传统的藏书观念过于保守,局限于“圣道”和“古文”两大观念。顾颉刚大力呼吁打破这种陈旧的藏书观念,积极搜求家谱和地方志等溢于传统藏书范围之外的书籍。基于这种先进的藏书理念,1927年顾颉刚为中山大学图书馆草拟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列了16类需要购买的图书,第三类即地方志,居于第一类经史子集及丛书和第二类档案之后,由此可见顾颉刚对方志的重视。顾颉刚还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他到江浙一带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采购图书时,就收购了为数不少的地方志。

三 顾颉刚的修志主张

顾颉刚一生多次参与修志和发起修志的倡议。1919年顾颉刚在北大上学期间,他的一位叔 祖就嘱托他撰写县志的采访稿。1928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发起纂修《广东通志》倡议,并代朱家骅写作《请纂修广东通志提案》一文。1929年北平市政府及北平研究院倡议纂修《北平志》,1930年顾颉刚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会员兼《北平志》编辑委员。1935年3月顾颉刚又开始担任该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顾颉刚提出了历史组的6项工作计划,其中就有地方志纂录和编辑《北平志》两类。而该年7月顾颉刚撰写的 《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编辑及出版计划》的第一项就是编印《北平志》,顾颉刚指出北平材料太多,因此计划先行编写《北平庙宇志》和《北平风俗志》两部,可见顾颉刚对修志的重视程度。1936年顾颉刚明确指出禹贡学会的工作目标是以集体力量完成包括《中国民族史》《中国地理沿革史》《中国地理沿革图》和《民国一统志》等在内的8部著述,而《民国一统志》更被认为是“本会工作之最大目的,而以前种种均为此预备者也”。顾颉刚还力主在《禹贡》半月刊尽量多发表一些地方小志,也是为最后编纂《民国一统志》做准备。他说:“业已邮请各地人士对于其本邑作调查,材料取其近,眼光取其新,每县写数千言或万言,为‘地方小志’;半载以来,得数十篇。将来当益加征求,期得分省编集,用备‘中华民国一统志’之椎轮。”由此可知,顾颉刚作为学界领袖对完成《民国一统志》有悠远开阔的史学眼光和宏伟的规划。1944年顾颉刚被任命为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主持编修 《北碚志》。1957年,顾颉刚向全国政协递交《继续编纂地方志》的提案,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继续修志活动,以延续自古以来撰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由此可见参与和提倡修志几乎与顾颉刚的一生相始终,经过多次的修志实践和历年的阅志体验,顾颉刚积累了丰富的 修志主张。大略可概括为如下数端:

第一,为修志而编辑相应的方志刊物。1935年顾颉刚在接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 组时,就向院长李书华提出在编写《北平志》的同时,应该创立一种相关的杂志,专门用来讨论有关北平的各种问题及《北平志》的编写问题。他说:“北平建筑宏伟,风物清嘉,为各地人士所向往,如能出月刊或半月刊一种,多印风景照片,登载各种关于北平之论文,提出若干关于北平故实之问题而征求答案,则既与编纂《北平志》者以多方面之利便,且可销售全国,引起人游览北平之兴趣。且一种材料,不加讨论,惟事编辑,则所见者止其外表;若有一刊物以作讨论之机关,则可以透露其核心,深愿将来之《北平志》,能以此而成为活材料也。”顾颉刚的这个设想最终实现了,这就是《北平》半月刊。据参与其事的傅振伦回忆说:“倒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为搜集北平史料做了一些工作,曾调查古建筑、庙宇、金石、古迹、风俗、人物、工艺,传拓市区庙宇金石拓本,发行《北平》半月刊。当时参预其事者有顾颉刚、常惠等同学。”由此可见,《北平志》虽然最终没有撰写成功,顾颉刚还是出力不少,耗费了不少心思。40年代顾颉刚主持编修《北碚志》时,也提出设立杂志作为修志活动的辅助事业。经过多方努力,北碚修志委员会最终得以在《嘉陵江日报》设立《北碚小志》栏目。参与修志的严耕望就曾于1944年在该刊的第三、四期发表了《北碚自然地理概述》一文。后来该刊一度停办,1945年11月复刊,顾颉刚还为此专门写了复刊引言。创办专门杂志为修志服务,既能为学者就志书的体裁、体例、内容等具体问题提供公开讨论的平台,又能征集和发布一些新资料,还可以先行发表一部分业已写就的志书内容,不失为今后修志时值得借鉴的措施。

第二,修志应当记载大量民间社会史方面的内容。如上文所提及的顾颉刚认为方志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材料,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顾颉刚特别强调编修方志时要注意收载反映民俗风情的民间社会史方面的内容。早年他在参与家乡县志编纂时,就严厉批评了当时修志只记载上层社会的弊病:“偏偏现在修县志的几位老朽,谨守绳墨,不敢与前志立异;夸耀势利,专要抄当地绅士的家谱去集成一志;物产风俗学术可以不问,至于某人做过某官,墓在何处,他消遣的地方、乱吟的诗词怎样,必须采辑详备。这实是个绅士志,不是个县志。”他主张修志应收集歌谣、谚语、谜语方面的资料,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千百年来民众思想的宝库,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众的心声和当地的背景”。此外还有婚丧嫁娶和进香时的礼节,划龙舟、掉龙灯等时令游戏,医病的法术和单方,出门和造屋等事的禁忌。“这些事情,各地风俗大同小异,地方志里应当详细记载,使得千百年后的人们可以认识我们今日的生活。”顾颉刚非常珍视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到的《桐桥倚棹录》一书,该书是一部记述苏州虎丘附近山水名胜和风土人情的地方小志。顾颉刚认为:“此书最佳部分为市廛、工作、园圃诸部,足见当时苏州商业、手工业及园艺业之情况,以前修志者所未措意者也。”受顾颉刚之邀,为该书题跋的吴世昌对好友之所以如此看重此书的原因洞若观火,明确指出,此书“所记多为昔日士夫未尝措意或不屑著录之生活史料。今日观之,弥足珍贵”。可见此书最被顾颉刚看重的是其反映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遗憾的是,修志者向来都忽视该方面的记载。顾颉刚作为我国民俗学的创立者,向来重视收集民间社会风俗方面的史料。因此他极力主张反映下层社会生活的内容入志。

第三,主张用科学方法对旧志体例和方法进行改造。顾颉刚批评过去方志存在不少弊端:“向来修志,每好拘守无谓之义例,则害于迂;不知博采外籍之纪载,则流于陋;多录千篇一律之诗章,则近于滥。”他主张“以切实之调查作系统之纪叙”。另外还需改造旧志的体例和方法,如过去的方志地图不大可靠,现在须用精密的测量方法;过去方志专靠文字来记载名胜古迹,现在有摄影技术,从而配上照片;旧志计算户口、田赋等数目时只能进行大概的估算,现在可以用统计方法得到精确的数字;过去的人认为节、孝是天经地义,现在道德观念进步了,表扬方式也应改进;以前借用同音字记载方言,现在可用注音符号,使之更加亲切;旧志记载庙宇、桥梁等建筑时,只提到它们的香火沿革,而现在可以用建筑学和美术学的眼光来估量它们的艺术价值。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顾颉刚主张修志就当出精品的意识颇为浓厚。顾颉刚主持编纂《北 平志》时提出:“《北平志》已由院中着手数年,当限期编纂完成,为各地修志者立一模范。”后来编纂《北碚志》时,也一再对此寄予期望:“自此志成,而后各地踵事者皆有新径可循,以之蔚为风尚……他日鸿编问世,不胫而行,全国修纂方志者与从事乡建者皆将取为必读之书。”又说:“《北碚志》已作开,且至多不过五个月,如其成就,则为方志界开一新天地,划一新 代。”可见顾颉刚打造方志精品的意识非常强烈明显,他希望自己主持编修方志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一隅,而应该成为方志学界的典范之作,可供当时和后世所仿效。

四 顾颉刚在推动方志学学科发展方面的贡献

第一,顾颉刚在自己主编的《禹贡》杂志大量刊发有关方志学方面的论文和广告。“九一 八”事变以后,顾颉刚等一批过去埋首于故纸堆、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不得不从纯学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去关心现实社会,去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在这种背景之下,1934年2月,顾颉刚联合谭其骧、冯家昇等学者创办了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中心的《禹贡》半月刊,并于一年之后正式成立了禹贡学会。顾颉刚希望通过编辑杂志使人们认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并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

《禹贡》半月刊制定了具体的工作目标:“编辑中国民族志,中国地理沿革史与沿革图,以及中国地名辞典;研讨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方志和地方史,并与其他相邻学科彼此配合、分工合作”。由此可见,顾颉刚明确将方志学作为禹贡学会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的3年中,总共发行7卷82期,刊载文章708篇。据徐兆奎统计,可分为历代史地、边疆史地、本国地志、内地各族与宗教、方志、 历史地图、中外关系、外国史地、地理古籍、地理学家事迹及地理书目、其他12类。方志学的文章共31篇。这些文章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既有关于方志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朱士嘉的《方志之名称与种类》(第1卷第2期)、傅振伦的《方志之性质》(第1卷第10期)、张树棻的《章实斋之方志学说》(第2卷第9期);又有方志目录和方志介绍,如顾廷龙的《绥远方志鳞爪》(第2卷第7期)、饶宗颐《广东潮州旧志考》(第2卷第5期)、薛澄清《〈金门志〉及〈湄州屿志略〉概述》(第4卷第2期)以及张国淦的《中国地方志考》府州县系列;还有关于方志学著作的书评,如瞿兑之《读李氏〈方志学〉》(第3卷第6期);还有关于方志学术争论的文章,如朱士嘉先后发表了《〈中国地方志综录〉例目》(第1卷第5期)和《〈中国地方志综录〉序》(第2卷第4期)两文,黎光明和沈炼之先后对朱书提出批评,分别发表了《〈中国地方志综录〉质疑》(第4卷第8期)、《〈中国地方志综录〉正误》(第5卷第1期)。朱士嘉又撰《沈炼之“〈中国地方志综录〉正误”之正误》(第5卷第2期)和《〈中国地方志综录〉校刊》(第5卷第12期)等文对二人进行回应。论战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这种纯学术上的论争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进而有利于将方志学的研究向前推进。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如何编写方志和记录编写过程的论文,如朱士嘉《怎样编写新式的县志》(第7卷第1~3期)和于鹤年《撰修〈河北通志〉闻见录》系列文章(分别载第4卷第10期,第5卷第10期和第7卷第5期)。

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主张刊登一些地方小志,如杨向奎的《丰润小志》(第1卷第12期)、张公量的《缙云小志》(第2卷第7期)和林占鳌的《滨县小志》(第3卷第2期)。当时谭其骧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些小志学术性不够强,主张尽量不登这种文章。顾颉刚对此答复道:“我个人的主张,只望材料新,不怕说得浅。例如本期中的《丰润小志》,是作者的随笔,和本刊它期的文字不同,似乎不该收。但这虽不是精密的调查,确是作者意识中最深的印象,他写了出来,我们读后也会对于丰润县发生较深的认识:这就是它的效用。……由于这个理由,我主张此后每一期总当有一两篇地方记,作者就各自最熟悉的地方,作一些不背事实的描写。”这些小志大都短小精悍文字清新可喜,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且可对该地有大致的了解。此举果然增加了《禹贡》的销售量,扭转了该刊一度因专业性过强而滞销的局面。从以上可见,《禹贡》半月刊登载的这些文章涉及方志学的各个层面,作者群体也比较广泛,既有当时的方志学名家如张国淦、瞿宣颖等,又有如朱士嘉、傅振伦、饶宗颐等初出茅庐而日后终成大器的年轻后生。据朱士嘉后来在自传中说:“我参加了禹贡学会和地理学会,并在该会所编《禹贡》半月刊和《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关于地方志的文章,又给我以锻炼写作的机会,为今后继续研究地方志打下基础。”可见《禹贡》半月刊大量刊发青年学者方志学方面的论文这一举措确实影响深远,造就了不少方志学人才。更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还鼓励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与顾颉刚向来宽厚大度的为人风格和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是一致的。

此外,《禹贡》半月刊还刊登有关方志方面的广告,1934年和1935年两次发布《禹贡半月 刊登载广告章程》,宣称本刊为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专门杂志,所以对登载广告应有限制,规定只刊登地图、地理沿革史之专著、地理专书之索引、地理教科书、地方志等9个方面的广告,其他以外的“恕不登载”。《禹贡》半月刊确实刊登了不少方志界的图书出版信息,如1934年第2卷第7期就刊登了《河北月刊社》一则《新校天津卫志》出版的广告,并附录于鹤年的题跋,使读者对该书有个大致的了解。1936年第5卷第2期刊登了一则名为《来薰阁书店方志目》的广告,依次排列该书店近期出版的数十种方志的目录。可以说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半月刊对研究方志学热潮在30年代兴起的贡献功不可没,值得大力表彰。

第二,推荐一些方志著作能够早日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有一股研究方志理 论的热潮,出现了一批方志理论专著。仅1935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3种,分别是李泰棻的《方志学》、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而后两种能够出版都与顾颉刚的幕后推动息息相关。早在1931年顾颉刚就与朱士嘉合写了《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提出编写地方志总目为研究地方志的先决条件。此后在顾颉刚的指导下,经过多年辛勤搜索,朱士嘉终于写完《中国地方志综录》。顾颉刚多次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去信推荐和商讨该书的出版事宜,并亲自作序。他称赞说:“然则是书之成,固大有造于史地之学,虽谓之奠定史学基础可也。”顾颉刚的欣喜之意溢于其间,而且着眼于整个中国的史学发展前景来评价该书。朱士嘉曾总结他之所以能写作成功,曾有三个客观条件,第三个就是:“时燕大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又有顾颉刚先生做我启蒙之师。他还下就与我合写《研究中国地方志的计划》,刊登在《社会问题》杂志上,使我倍受鼓舞。”言辞之间不难发现朱士嘉对顾颉刚的感激之意。《中国地方志综录》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地方志联合目录,为方志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就是以此书为底本编纂成功的。同样傅振伦的成名作《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的出版也离不开顾颉刚的幕后荐举之功。1935年11月傅振伦曾给顾颉刚写信,请求他催促商务印书馆,使自己的著作能尽快问世。傅振伦在信中说:“离国前曾撰《方志学》一书,已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托其发行。此书与李泰棻先生之书体例材料均有不同,此类著作在现代史学界似甚需要。先生如能在便中嘱该馆早日印行,尤所切盼。”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的《通讯一束编者按》栏目就提到过傅书,说:“傅先生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方志学一课历有年所,其讲义曾发表一章于本刊(见第一卷第十期)。本年将全份讲义编纂完整,交商务书馆印刷,想爱读本刊者必望其早日出版也。”基于顾颉刚一贯 不遗余力提拔人才的作风和前述力荐朱士嘉的先例,可推断顾颉刚当与商务印书馆就傅书的出版事宜联系过。

第三,注意培养研究方志学的青年学者,并且在大学开设方志学课程。顾颉刚一向以乐于提携后进,门下弟子成材率甚高著称学界。他很注意在弟子中培养专门研究方志学的人才,代表人物是朱士嘉。朱士嘉晚年在回顾自己如何走进方志学园地时说:“我于1930年在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从顾颉刚先生开始研究地方志。……顾先生针对这种情形,不时对我们进行严肃的教育启发。他指出:‘外国人正在研究我国边疆史。方志这块领土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外国人就会去侵占……’在当时那严峻的形势下,顾先生的这番刚烈话语无疑是激励我从此跨入方志学领域的巨大动力。”朱士嘉在顾颉刚的引导下逐步走上方志研究这条道路,并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卓越的建树。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史念海。顾颉刚和方志学大家张国淦私交甚笃,张国淦用数十年之力从事方志的考订工作,并撰写《中国方志考》巨著。顾颉刚除了极力说服张国淦拿出部分成果先行发表于《禹贡》半月刊,从而“使读者得识全书之纲领,且为言沿革地理与方志之学者立一坚实之基础”外,还希望“本会同人有志研究,而自惭弱植,未能大有所成,得先进如先 生者以为之导师,复出其所著以为本会工作之基础,岂非一大幸事耶! ”于是派遣弟子史念海协助张国淦工作,使张国淦的方志事业传承有人。史念海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当时我既已偏重于学习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曾撰文刊登于《禹贡》半月刊,颇受知于顾颉刚先生。可能是张石公张老为了撰写《中国方志考》,需要人襄助,顾颉刚先生就推荐我前去。……我几乎每天都到张家去工作和阅读。”在这期间史念海翻阅过不少方志,眼界大开,并领会到天下之大的奥妙。他总结说:“我自己认为在我襄助张石公张老搜集方志资料和撰写文稿期间,也为我打好从事方志研究工作的基础。”数十年后史念海写成了《方志刍议》一书,这与他早年的这段学习经历是分不开的。

方志学开始进入中国大学的课堂是在20世纪30年代,首开此举的当为瞿宣颖。瞿氏于 1930年春在南开大学开讲方志学,同年秋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亦讲此科。1932年傅振伦开始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方志学。随后朱士嘉于辅仁大学、张国淦于燕京大学相继开设方志学课程。1945年顾颉刚也在复旦大学讲授方志学课程,这在他的日记中有清晰的记载。该年10月5日记:“到复旦,上方志实习课。”11月2日载:“到清凉亭,上方志实习课。教范纯善、林月彩看地方志。”11月9日记:“复旦学生范纯善、林月彩二人来上方志课。”11月14日说:“写静秋及方志课学生信。”可见顾颉刚是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阅读和利用地方志,教书态度之认真和负责令后学赞叹不已。

第四,提出系统完整的方志研究方案。既然方志的作用如此之大,可是当时却没有学者能充分地应用方志,顾颉刚认为这可谓“学术界一大憾事”,那么如何利用好地方志呢?顾颉刚也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具体的研究设想。他分析应该分两层来研究地方志:第一层是对地方志本身进行研究,这里又可分两种方法:其一是仿效朱彝尊《经义考》的做法编一部 《地方志考》;其二是全盘搜索方志的序、跋、凡例、小叙、后叙中关于志书的定义、起源、目的、功用、流弊、修志状况等方面的史料,然后作一部《地方志史》。第二层就是对方志进行专题研究,比如研究婚姻史、妇女生活史、经济史等课题就要在方志中寻找相关的史料。因为方志的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分散各处,不易查阅,而且内容庞杂,所以顾颉刚提出几个设想来解决这些问题。顾颉刚认为有必要首先编写地方志总目,对全国各地的方志来一场总清点,看看全国总共有多少方志,它们又分布于何处。这样就能便利学者按图索骥寻找自己所需要阅读的方志。其次,还需要编写方志的分类篇目,这样就能很快找到需要的材料。再次,还应当编写索引,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物件名等方面,这样方志就成为活材料了,利用起来非常方便,方志也“全都成为有用之物了”。顾颉刚非常赞赏顾炎武写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时大量采用方志材料的做法,“使来者知是中大有可供利用者在,方志之效于斯著矣”;他评价该书是“历来经世最重要的 一部书”,因而倡导系统地研究近30年编修的地方志来增补《天下郡国利病书》。但是这个计划的工作量太大,必须整合学界的资源,需要学者们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他说:“如果将来文史界能够组成集团,订定计划,搜索旧志,再加上新的调查,那么他们的成绩远远地超过顾炎武、顾祖禹们是无疑的。”可见顾颉刚在对方志研究方面有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规划,他对此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综上所述,顾颉刚对方志的诸多层面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认为方志是以地方为单位的 文化史,指出方志是可供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宝库,并且有助于培养读者的爱乡爱国情怀。顾颉刚对方志的这些认识是建立在自己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的。顾颉刚对推动方志学发展所实施的诸多举措,体现出他作为一个学术领袖所具有的超前的学术眼光和高屋建瓴的全局观念。他的一些弟子如朱士嘉、史念海、谭其骧等后来都成为著名史志学家。他提出的方志研究蓝图后来大多被学者所实现。顾颉刚主张学者组成团队又分工合作研究地方志的方案特别值得称道。他提出的修志当编辑相应的方志刊物作为辅助设施等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的修志活动仍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和非凡的学术价值。总之,顾颉刚对推动中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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